一、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
　　张之洞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，归纳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这样一个口号，使之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。
　　张之洞撰写的《劝学篇》，是全面阐发其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思想的代表作。张之洞所谓的“中学”，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，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，是不能变、不可变和不许变的。能变的是“器”。他把“法制”划入可变之列，并且声称：“法者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。”
　　他在强调“中学为体”的同时又提出西学为用，即“西学”只能为“中体”服务。但西学本身也有“体”、“用”两个方面。而只能为“中体”服务的西学当然不可能是西学之体，只能是西学之用。就“中学为体”而言，张之洞的基本立场和老洋务派，甚至顽固派并无区别。他的“西学为用”则比老洋务派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。
　　“中体西用”是张之洞思想的核心。它表现在法律主体上，就是坚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；坚持宽猛相济、刚柔结合的统治方法，同时，要求用变形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，“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”。

　　二、整顿中法，采用西法
　　张之洞认为，在不违反纲常名教前提下，可以“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”。这一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他和刘坤一联名所上《江楚会奏变示三摺》，其内容不外以下两个方面：
　　（一）整顿中法，改革刑狱。他们提出几条措施，即“除讼累”、“省文法”、“恤相验”、“省刑责”、“重众证”、“改罚锾”、“修监羁”，其中的“省刑责”、“改罚锾”、“修监羁”等，显系参照西法而提出的。
　　（二）采用西法。张之洞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聘请西方各国的“名律师”，博采各国的法律，为中国编纂矿律，路律，商律以及交涉刑律。其目的在于使“华洋商人，一律均沾”

　　三、“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”
　　张之洞认为法律是统治者手中的重要工具，“法律之设，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”。这是说法律的作用就在于强制老百姓服从统治秩序。
　　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“轨”，张之洞指出：中国“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”。“经术”即四书五经中的纲常名教，它是全部法律“精义”之所在。法律是“表”，即形式，“经术”才是“里”，即内容。法律受“经术”决定并为“经术”服务。

　　四、宽猛相济，刚柔结合
　　张之洞认为要有效地进行统治，就应宽猛相济，刚柔结合。“抚良民则以熙媪宽平为治，惩乱民则以刚断疾速为功”。在他看来，对“良民”要用“抚”的办法去治理。抚的办法有二：“一曰赋敛轻”；“二曰刑罚平”。张之洞强调惩“乱民”要严要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