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、唐甄等人。提出了以民主、平等为核心的新的“法治”主张。对法律君主及其“一家之法”进行了批判。
　　第一，黄宗羲明确反对封建“家天下”制度。
　　第二，黄宗羲猛烈抨击专制君主对人民的剥夺和残害。指出君主制度是造成天下混乱、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。
　　第三、黄宗羲集中地批判了君主的独断与专横。他指出，君主将天下据为己有，集大权于一身，颠倒了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的主从关系。
　　第四，黄宗羲指责封建法律为“一家之法”、“非法之法”。他认为，“后世之法”只体现了君主及其家族的利益，是为了延长其“寿命”、“保”其“子孙”而设置。这样的“一家之法”、“非法之法”带来了很多弊端和危害：一是使法令繁密。二是造成了有法不依。三是压抑了贤才，束缚了天下人民才能的发挥，四是造成了狱吏残害人民。正因为如此，黄宗羲指出，只要法律本身仅仅是为君主的“一身”、“一家”的利都是不足称道的。
综上所述，黄宗羲列举了君主专制及其法律的谋取私利、敲剥人民、独断专利、凶残暴酷等罪恶，从而得出一个结论：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，因此必须推倒和废除。黄宗羲的理论是具有民主因素的“法治”理论

　　黄宗羲从民主主义的要求出发，论述“天下之法”的具体要求，提出了确立新型“法治”的改革蓝图。这表现在：
　　（一）立法必须体现“天下”人的利益，为“天下”人兴利除害。
　　这是他在论述“君”（即国家法律制度）的起源时提出的。黄宗羲国家法律起源论的核心是“公利”说。他指出，君主是“天下之大害”。“天下之法”要为民除害，就应该严禁任何为专制君主谋利的行为；而“天下之利”往往直接表现为土地、财产、教育等权利，因此保障这些权利的“授土”、“授地”、学校、婚姻、赋税等应该是“天下之法”的主要内容。
　　（二）立法必须体现“以天下为主”，保障“万民”的平等权利。
　　他认为应该将“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作为立法的最高原则。黄宗羲主张统治者必须忠实地为天下人民效劳，所谓：“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”。总之，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。立法的目的是防乱求治，因此必须以“万民忧乐”为宗旨。
　　立法“以天下为主”就必须保障人民在政治上与官吏平等。他认为“三代之法”体现了这一点，指出了这一点。为了保证民主与平等，黄宗羲又提出了“学校议政”的设想。黄宗羲所描绘的“学校”，实际上已具有资产阶级议会的某些职能，因而可说是近代议会政治的雏形。
　　（三）君主、宰相、大臣共同掌握立法、司法权力
　　黄宗羲认为，君主集立法、司法、军事、行政等大权于一身，“一家之法”的主要弊端，因而主张以“天下之法”来减少、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，其核心在于：变集权为分权，变专制为自治。
　　需要强调的是，黄宗羲在论述君臣共治和限制君权的时候，始终是以君臣平等、同为天下作为基点的。
　　（四）实行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”的“法治”
　　黄宗羲总结了前代关于“人治”与“法治”的争论，打破了正统儒学的“人治”传统，站在新的立场上给予“法治”以新的解释。他一反封建正统的“人治”教条，公开声明：人们都坚持“有治人无治法”，而“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”，认为“天下之冶乱”，“系于法之存亡”。这“法治”观点，已经超出了讨论法律作用的范围，深入到了法律本质的领域，具有近代资产阶级“法治”理论的特征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黄宗羲的法律思想，体现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精华，并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