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王弼“名教出于自然”的法哲学观
　　王弼的著作甚富，主要有《老子注》、《周易注》、《论语解释》、《老子指路》等。
　　（一）“名教出于自然”的法哲学观
　　王弼从“贵无”的宇宙本体论出发，主张“名教出于自然”。王弼的“自然”就是“无”，“无”也就是“道”。“道”，“无形无名”，是贯通于一切事物的统一原则，是支配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规律和最高法制，他认为，“自然”为本，“名教”为末，“自然”为母，“名教”为子，“名教”出于“自然”，本于“自然”。王弼竭力证明，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“名教”之治，确实出于无为的自然之“道”。王弼的“名教”出于“自然”说，正是为 “名教”提供了新的哲学论证。

　　（二）无为而治的主张
　　王弼认为，社会治理应崇尚和顺应“自然”，“无为而治”。王弼“无为而治”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：
　　1. 君主无为。在君主的作用问题上，王弼一方面主张“以无为为君，以不言为教”；另一方面又宣扬以少治多，以寡治众、“以君御民”、“执一统众”，百官“各定其分”，“以定尊卑”。
　　2. 愚民政策。
　　3．反对法烦刑酷。王弼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由此也反对一切违反“自然”的兵役、智术，刑法。

　　二、嵇康、阮籍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法哲学观
　　（一）嵇康以“任自然”为根本的法哲学观。
　　在对待名教、自然的关系上，嵇康与王弼不同，强调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，名教不出于自然，而且是由当权者们“造立”出来的，嵇康由反对名教，进一步非薄名教圣人。嵇康的政治法律哲学观以“任自然”为根本出发点。嵇康所谓的“自然”是指人的自然欲望。嵇康速写了现实社会虚伪的礼法，希望建立“任自然”的理想法制。“任自然”也就是任“无为”，他主张“无为而治”。
　　（二）阮籍抨击礼法和礼法君子
　　阮籍的思想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。就其政治法律观而言，正始以前，基本上遵循和维护儒家正统的德礼刑罚相辅相成论，始十年间，阮籍思想的发展与儒道结合，以道释的时代思潮相适应的，在“名教”出于“自然”，倡言“无为而治”等方面与王弼的主张同出一辄。
　　在法律方面，阮籍的后期言论首先抨击礼法和礼法君子。他指出，礼法名教和君臣制度是一切祸乱的根源。他把礼法比作“坏絮”，把礼法君子看作躲藏在“坏絮”“裤裆”中的“虱子”。同时，阮籍还宣扬“无君论”。

　　三、鲍敬言的“无君论”
　　鲍敬言是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明确提出无君、无政府主张的思想家，其法律观的内容特点是：
　　（一）否定“君权神授”论，提出暴力征服说
　　在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问题上，鲍敬言批判并否定了“君权神授”的“天命”论，提出了暴力征服说。
　　（二）否定君主设刑是“兴利除害”，批判君主“屠割天下”的罪恶。
　　在君主、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上，鲍敬言批判并否定了立君设刑是为了“兴利除害”的说教，揭露了其“屠割天下”的罪恶。鲍敬言指出社会犯罪，人民起义的根源在于君主制度，在于无道君主的统治。
　　（三）建立“无君无臣”的理想社会，废弃任何国家的法制
　　总起来看，鲍敬言的无君论对君主，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和本质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，他提出废弃任何国家，政府和法律的主张，纯属主观幻想，包含着明显的复古、颂古倾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