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三大思潮：一是律学思潮。律学原本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分支，在晋代为我国法律史学上具有特色的法律注释学。二是玄学的法哲学思潮。玄学是士族的思想意识形态。三是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改革中学习和制订汉法的法律思潮。

　　张斐《律表》和杜预《律本》经晋代武帝批准，“诏倾天下”后世称之为“张杜律”。
　　一、杜预《律本》中的法律观
　　杜预在律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：一是在任河南尹时“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”；二是为《泰始律》作注释，著“刑法律本二十一卷”。

　　（一）纳礼入律，礼法合一
　　“格之以名分”是杜预贯彻于其修律和注律之始终的基本精神。杜预是非常“崇礼”的，但同时也主张对礼进行损益变易。杜预“崇礼”而又“变礼”的思想对他的法律观起着指导作用。

　　（二）“文约而例直，听省而禁简”
　　“简直”的立法观是杜预律学思想的主要内容，杜预指出：“法者，盖绳墨之断例，非穷理尽性之也。”这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区分了法与经义，律学与经学的界限。杜预认为，立法的一条根本的原则是“简直”。法律必须“文约而例直，听省而禁简”。就是说法律的文字要简明通俗（“文约”）；条例应明白、准确，直截了当（“例直”）；法律的形式要单纯，概念要明确（“听省”）；条文要简约，不要烦密（“禁简”）。与强调立法“简直”相应，杜预提出了“法门一出”的主张。

　　（三）区分律、令的界限
　　杜预指出律、令的界限是：“律以正罪名，令以存事制。”杜预认为，律、令界限明确，方能做到立法“简直”易知，这正是晋律的特点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杜预法律观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提出了区分律与经、律学与经学的必要性，并作了初步的论证。他以“崇礼”、“变礼”思想为指导，通过修律，注释法律推进了礼法合一、纳礼入律的过程。

　　二、张斐《律表》的法律观
　　（一） 以礼率律
　　张斐同杜预一样，认为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礼，张斐认为，晋律的这种体例结构体现了“王政布于上，诸侯奉于下，礼乐抚于中”的原则。张斐的解释弘扬和推进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坚持的礼法合一，纳礼入律的立法原则。

　　（二）《刑名》的性质和作用
　　晋律的《刑名》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相似。张斐关于《刑名》在法律结构中的性质，作用和地位的阐发是有深远影响的。

　　（三）“理直刑正”
　　张斐以礼率律的法律观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“理直刑正”的主张上。张斐说：“夫理者，精玄之妙，不可以一方行也。”又说：“变无常体，唯理也。”他又说：“夫律者，当慎共变，审其理。”所谓“理直”，就是法律要明确体现纲常名教。张斐说的“刑正”，是指适用法律要做到准确，宽严适中，轻重得当，有罪必罚，罪刑相符。在张斐看来，“理”是法的灵魂，只有“理”才能“刑正”。张斐的律注的一条主线就是“理直刑正”。
　　1．明确区分和规定各种犯罪概念。这是“理直刑正”的前提条件。
　　2．提出了“随事取法”、“临时观衅”的司法原则。实行推定罪和以判例定罪是进行“随事取法”的途径。
　　3．提出了“刑”“理”、“心”“情”、“事”综合的审讯原则。

　　三、刘颂的重法主张
　　（一）挽救末世的“振领总”
　　刘颂认为，西晋王朝“所遇之时，实是叔世”，在政体方面，刘颂主张“反汉之弊，修周旧迹”，实行“裂土分人，以王同姓”的分封制。
　　在施政方面，刘颂提出了三条“振领总纲”：第一条是“息役”，第二条是“平籴”，第三条是“著信”。刘颂的三条施政纲领，从思想渊源来看，是以儒家为本，综合道家，法家，农家的学说而成的。

　　（二）重法主张
　　刘颂强调法律统一：“纲举网疏”，要求法吏严守律令，依法断案。其重法主张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　　1．复肉刑；
　　2．纲举网疏。刘颂提出的“纲举网疏”除同杜预的立法“简直”主张有一致之外，从法律方面说，所谓“纲举”主要是要求严“大奸犯政”、“豪强横肆”的行为；所谓“网疏”，就是要对“贤人君子”的“小疵”高抬贵手。
刘颂提出“纳举网疏”主张的主要目的，是希望晋朝最高统治者抑制大奸，而对所谓“贤人君子”的下层士族要宽容，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，其中也包含了立法宽疏 ，司法中抓大案要案，反对“谨密网以罗微罪”等合理成分。
　　3．法令画一，执法必严，以律断罪。首先，刘颂严格区分了君臣在立法，司法方面各自的职责：“主者守文”“大臣释滞”“人主权断”。其次，刘颂提出了“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”的观点。再次，刘颂重新解释了“看人设教”、“随时之宜”等观念。刘颂所谓的“当”、法“善”，是有自己的标准的。这就是符合“理”。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论证，刘颂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司法原则：“律法断罪，皆当以法律令正文；若无正文，依附名例断之；其正文，名例所不及，皆勿论。”刘颂将立法和司法分开，将君主，大臣与司法官吏的职权范围也明确加以区分，这在司法理论上无疑是一个贡献，它是刘颂重法思想中积极的合理的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