慎到主要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阐发，因此在法理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，对于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。

　　一、“立公弃私”的“公法”论
　　首先，慎到认为法是“至公”的准则。“法者，所以齐天下之动，至公大定之制也。”他把“法”看作为规范一切人的行为的最公平的制度。
　　其次，慎到指出，“法”的最大作用和目的就在于“立公弃私”，从而把公与私、国与家、法令与个人爱好明确地区分开来。他说：“法制礼籍，所以立公义也，凡立公而弃私也。”
　　再次，慎到提出了“立公弃私”的具体方法，即“事断于法”和以法“定分”。
　　所谓“事断于法”，即严格按照法令规定办事。所谓以法“定分”，就是确定各种职责、行为和权利、义务的界限。

　　二、尊君、贵势与尚法
　　慎到主张“法治”，又很重视权势和君主的作用。在权势、君主、策略手段等因素之中，他把权势放在首位，认为权势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。
　　（一）尊君与任法
　　慎到认为，法令的制定者是君主，执法的关键还是君主，因此君主对“法治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他提出了君与民、君与臣两个关系及其处理的原则。
　　1.君主立法，“民一于君”。这是君民关系的准则。
　　2.尚法而不尚贤，不用忠。这是君臣关系的准则。
　　（二）贵势与“法治”
　　慎到认为，从事政治和推行“法治”的关键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优劣，而取决于君主权势的大小，因而对于权势的重要性和权势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　　1．“权重位尊”与“令行禁止”；
　　2．“君道无为”，反对“身治”。慎到主张尊君集权，但并不赞成“专制”。他始终坚持“权重位尊”的君主必须按照“立公义”的法令行事。
　　总之，慎到的尊君、贵势和尚法都有其独到之处；尊君在于强调集中权力，又反对专制；贵势在于推行“法治”，却并非权力至上；尚法在于“立公”，坚决反对“行私”。这种立法为“公”,以势行法的观点成为法家“法治”学说的思想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