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存的《商君书》是商鞅及其后学者的遗著汇编，是研究秦始皇之前的秦国法家思想的重要史料。

　　一、“不法古”、“不修今”的变法理论
　　为说明变法的必要和正确，商鞅提出了自己的变法理论。
　　首先，商鞅驳斥了“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”。指出自古以来根本没什么一成不变的礼法，法令制度都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。
　　其次，商鞅通过对民乱国亡是循守旧礼的必然结果的分析，指出只有变法更礼才能强国利民。
　　再次，商鞅指出必须根据时代要求、社会现实和民情风俗来更礼变法。
　　商鞅用来说明变法的必然性的理论依据，是历史进化观点。商鞅变法的目的，表现为治、富、强、王。他从这四者联系的角度进行了论述，认为要达到封建国家的治安富强，就必须注重耕战，实行“法治”，以力服人。

　　二、法、信、权相结合的“法治”
　　商鞅从明分止争、立公去私、胜民弱民、法信权结合以及轻罪重罚等方面，具体阐述了法律的性质、作用、宣教和执行，从而奠定了法家“法治”理论的基础。
　　（一）“法者，国之权衡”
　　商鞅用尺寸、衡器来比喻法，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客观准则。法度就是国家的秤和尺。治理国家主要靠“立法明分”。他认为，国家的建立，社会的安定，都有赖于等级名分的确定。
　　商鞅认为，法的作用大于仁义德化，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在，商鞅强调，法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能制驭民。

　　（二）“壹赏”、“壹刑”、“壹教”
　　商鞅认为，必须以法作为赏施和刑罚统一标准，作为教育人民的统一内容。他提出了“利出一孔”的主张，即用立法的办法，把民众用以谋取福利的其他途径都统统堵死，只留一条途径即农战，这是他“壹赏”、“壹教”主张的基点。（名词解释：壹赏、壹刑、壹教。可隐藏，需要时打开：开始）“壹赏”指只能赏赐那些有功农战和告奸的人。“壹刑”指统一刑罚的标准，适用刑罚时不分等级亲疏，同时实行重刑连坐。“壹教”指统一教育的内容，主张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言论。（可隐藏，需要时打开：结束）

　　（三）“任法”、“重信”、“权势独制”
　　为了保障“法治”的实现，商鞅还提出了一套推行“法治”的方法，突出了法、信、权三个要素。他说：“国之所以治者三：一曰法，二曰信，三曰权。”应该“任法”、“重信”而“爱权”。
　　1．“任法”。商鞅指出，实行“法治”首先要将法令公之于众。其次，君主必须带头遵守法令，做到“言不中法者，不听也；行不中法者，不高也；事不中法者，不为也”
　　2．“重信”。在执法上，商鞅强调一个“信”字，要求“信赏必贰保”。
　　3．权势独制。商鞅认为，要使君主的法令能够顺利推行，还必须“尊君”，即所谓“君尊而令行”。

　　三、“以刑去刑”的重刑思想
　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，商鞅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“禁奸止过，莫若重刑”的重刑论的思想家，商鞅的重刑理论，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。在他看来，法令和赏罚的直接对象是民众，因此实行“法治”和运用赏都要以“民性”为基点：
　　商鞅也主张赏刑并用，厚赏重罚。他称刑罚为禁止作恶的“禁”，赏赐为促使立功的“使”。
　　但是最能表现他刑罚思想特点的，是“重刑”的主张。其“重刑”也有着特定的含义：
　　其一，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，他强制刑主赏辅，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。
　　其二，“刑不善而不赏善”。他认为法的任务只在“治奸人”，而不是“治善人”。
　　其三，轻罪重刑。他指出：“行刑，重其轻者，轻者不生，则重者无从至矣。”
　　为了说明这种刑主赏辅、轻罪重刑的“重刑”主张的正确，商鞅从两方面进行论证。一方面，他提出“重刑爱民”论，另一方面，他认为重刑是达到“刑去事成”的必由之路，即“以刑去刑”。总之，商鞅的“重刑”思想，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夸大暴力作用的思想表现。这一观点，后来成为法家以至秦始皇推行严峻法的理论基础。
　　从本质上看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，这种“以刑去刑”的重刑主张都是毫不可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