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法律思想方面，《庄子》发展了《老子》中否定礼、法等的主张，又发展了《老子》中的虚无倾向，提出了中国最早的道德虚无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。

　　一、主张绝对无为，否定仁义礼法
　　《庄子》从消极方面发展了“道”的虚无性，首先，它在肯定“道”的权威、普遍性和主宰地位的基础上，突出了道的神秘性和自主性：一方面，道“自本自根”，但却“生天生地”。另一方面，道又“有情有信”，“泽及万世”。
其次，《庄子》将《老子》的“无为”之道推向“虚无”，主张绝对无为。无为是道的基本属性，是天地万物尤其是社会人事所遵循的原则。《庄子》从三个方面对儒家的“礼治”进行了揭露和批判。其一，认为仁、义、礼、智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破坏。其二，认为仁义礼乐是导致社会分化和混乱的根源。其三，认为仁义礼乐是大盗“窃国”的工具。《庄子》认为法家的“法治”也是致乱之源。它还指责说：“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”，法家强调的“赏罚”不切实际，是欲治反乱的措施；法家崇拜的“明主”、“圣王”只能“丧人之国”，无一利而有百害。对于墨家的兼爱、尚贤《庄子》也给予批判，指出“兼爱不变迂乎？无私焉，乃私也”。

　　二、主张绝对自由，反对任何约束和限制
　　与《老子》相比，《庄子》更注重人生哲学的阐发，从而将它的法律观建立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。《庄子》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既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，又是自然的一种造化，因此人的本性和人生的目的都应该从天地自然之中去寻找，自然之情便是人的本性。《庄子》的自由观集中地表现在它提出的“逍遥游”上。《庄子》将它的“逍遥游”概括为“心游”、“游心”、”心有天游”等，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内心自由。《庄子》的自由还表现在超越时空的绝对性，在它描述的自由境界中，没有时间的流逝，没有空间的限制，但却与天地万物同体，与绝对之道合一。《庄子》在充分肯定精神自由的同时，还提出了达到这种自由的途径和方式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：一是“齐物”；二是“无为”；三是“安时顺处”。总之，《庄子》在命定论的基础上，提出了与西方现代自由观完全不同的个体的、绝对的、精神的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