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丘在当时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教育。他竭力提倡仁者“爱人”，要求“克己复礼”，建立一个以“仁”为手段，以“复　礼”为目的的思想体系，这成为整个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。孔丘的法律思想也是以“仁”、“礼”为核心的。起到了为封建制度立法立言和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

　　一、以“仁”为核心的法律观
　　孔丘认为“仁”是最高尚的道德，最完美的人格。同时，孔丘把他认为的一切美好的品格，诸如孝、悌、忠、信、恭、宽、敏、惠、智、勇、敬、诚、好礼、忠恕、爱人、中庸、博学等，全都包容在他的“仁”之中。所有这些都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，孔丘的仁者“爱人”并不是平等地爱一切人，它带着深刻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烙印，从而使孔丘的“仁”表现出明显的宗　　法性，等级性和强制性。
　　首先，孔丘主张“爱人”必须从“亲亲”开始，由亲及疏，由己及人。
　　其次，孔丘的“爱人”又是有等级的，等级不同，爱的具体要求也不同。其根本的出发点，就是“尊尊”。
　　再次，孔丘的“爱人”还具有强制力。如果违背了“仁”的要求，不仅要受道德良心的谴责，而且要受武力的征讨和刑罚的制裁。
　　在仁与礼的关系上，孔丘以仁来充实礼，又将一些主要的伦理规范赋予法的性质。
　　总之，以“爱人”为中心，以孝悌为根本，以“克己”、“忠恕”等为手段，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，这就是孔丘“仁”论的实质内容，也是他法律观的主要结构。

　　二、礼是立法、司法的指导原则
　　孔丘对周礼进行了重要的修正。除了纳仁入礼，他还提出对民众要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主张“举贤才”。这是对旧礼“世卿世禄”的否定。这两项修正都突破了过去“礼不下庶人”的传统，从而对从奴隶制之礼向封建制之礼的转变起了开路架桥的作用。
　　在法律思想方面，他强调，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，具体表现在：
　　第一、主张“正名”，以法律严格维护、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。“正名”就是纠正各种违反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的现象。
　　第二、主张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以“王道”统一天子的思想，这对于后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法制的形成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　　第三、主张“父子相隐”。孔丘认为，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，而不应该互相告发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制度在司法方面的具体表现。
　　第四、反对“铸刑鼎”。反对不符合礼治的法令，表明了他用礼来指导立法的坚定立场。

　　三、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
　　孔子主张“为政以德”的“德治”，力图发挥道德感化作用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，以恢复“礼治”和实现统一，这是孔丘提出的统治方法。
　　德治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，则是先教后刑、德主刑辅和以德去刑。

　　（一）先教后刑，强调道德感化作用
　　孔丘不但把德化、礼义放在首位，认为是较政令、刑法更为优越的统治方法；而且指出了德化礼教能禁犯罪于未萌，具有预防犯罪的重要作用。
　　孔丘提倡“导之以德”导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统治者必须推行德政，表现为宽惠使民，轻徭薄赋，省法轻刑，等等，二是通过统治者确立的道德榜样，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，在律己、内省、自戒中修养完善的品行，从而防止和消除犯罪的动机和行为，其中心是“其为人也孝悌”和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
　　孔丘还提倡“齐之以礼”齐之以礼也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要求统治者模范地遵守礼的规定，从而感化和影响民众；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，用礼来约束道德。

　　（二）宽猛相济，以刑罚辅助德教
　　孔丘主张振兴礼乐，使刑罚适中。主张德化，强调对劳动人民实行宽厚怀柔政策，把刑罚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，作为德化失效后的防线。这种思想，被后人概括为“德主刑辅”。

　　（三）以德去刑，德教具有消灭犯罪的功能
　　孔丘认为，在教育人们弃恶从善、消除犯罪动机方面，德化比刑罚更为有效。这是他基于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的人性论所得出的结论。

　　四、立法、司法主要靠“贤人”
　　孔丘认为国家的治乱、法律的好坏都取决于人。这是他维护“礼治”，提倡“德治”的必然结论。他强调“为政在人”，突出了“贤人”在立法、司法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　　（一）“人存政举”，由圣贤治国立法
　　这是“人治”思想在立法方面的表现。孔丘提出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只有“天子”或君主才能制礼作乐，才有立法大权。各级官吏也应该选贤人担任。

　　（二）“身正令行”，执政者应带头遵守礼法
　　这是“人治”思想在司法方面的表现。孔丘认为，政治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关系，榜样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,因此统治者以身作则，是法令贯彻的关键。在论述“法”与“人”的关系时，将统治者个人置于“法”之上，这一思想，经过战国时期孟轲、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和改造，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，长期影响了整个立法，司法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