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产的法律思想具有折衷于礼、法之间的特征。他的刑法思想则带有后来法家思想的色彩。
一、对“礼治”的继承和改造
子产从礼的起源的角度，指出礼不仅与仪有本质的区别，是最高的自然法则，而且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行为规范。同时子产在论述礼是天、地、民的总规则的时候，着眼点在于“民”，强调民要服从天地的准则：“天地之经，而民实则之。”如果礼义与民心发生了矛盾，子产主张改革礼义以适应民心；为取得民心，执政者对礼义可以“有所反之。”这就沟通了礼与法的界限，开创了后来从礼治过渡到法治的先河。
二、改革内政，创立新制
在以礼治国思想的指导下，子产提出五项“国之大节”：“畏君之威，听其政，尊其贵，事其长，养其亲。”这五点构成了子产治国的根本原则，其目的在于确立和维护封建性的集权和等级制度。
和管仲一样，子产也是从改革行政编制和土地制度入手的。子产的改革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时代要求，有利于新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壮大，同时又协调了新旧贵族的利益，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
三、铸刑书，公布成文法
（名词解释：“铸刑书”）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“铸刑书”，即把成文法的刑法条文铸在铁鼎上，公布于众。这开创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。铸刑书一方面冲破了传统的秘密刑思想的束缚，肯定了公布成文法的“合礼合法”；另一方面，它打破了“刑不上大夫”的传统，肯定了法律对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，是我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子产的“铸刑书”招来叔向的责难。面对叔向的责难，子产明确表示，铸刑书既未考虑个人利害也未顾及子孙，而是为了“救世”。另一方面子产认为新刑法的公布并没有违背礼的原则，而是对传播礼治的改良。因为子产心目中的礼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天地民的总规则。很多基本法律规定都是从礼中衍生而来的。
子产铸刑书及其争论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。首先，它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，第一次肯定了公布成文刑法的“合礼合法”。子产的项献是在思想上使过去的礼、刑相分走向礼、刑统一，把公布成文法说成礼治的体现。这说明子产是法家的先驱人物。
其次，它打破了“刑不上大夫”的传统，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的重要作用。子产铸刑书的目的之一，也是为了制服那些骄奢不法的强宗大族。虽然从实质上看，子产的刑法只不过是用封建等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等级，但刑法的公布从形式上确认了“刑上大夫”，这就为后来法家“一断于法”的理论创造了前提。
四、宽猛并用的刑法思想
子产的刑法思想既继承了“明德慎罚”的传统，又有自己的独创，具有过渡性的特征。
（一） 以“宽”服民和以“猛”服民
在统治方法上，子产主张“德政”：“为政必以德”，“德，国之基也”。德在实践中表现为“宽”。所以子产主张首先保障显贵望族的稳定，“安定国家，必大焉先”；然后稳定各级官吏，“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”，主张“安众”。同时主张放宽对言论的控制。刑在实际中表现巍懊汀保戳⒎ㄑ细瘢葱醒侠鳌Ｕ庋硬缘滦坦叵档拇砭咛宓乇硐治砻徒岷希悦臀鳌?
（二）罪刑相当与以情断狱
子产主张严厉执法，反映在运用刑罚方面则表现为强调定罪量刑必须以公布的礼、法作为标准，使罪名与刑罚相当。同时也主张根据礼义原则加以权衡，不要拘泥于刑法的条文。
子产对于一般性的违反礼仪规定的行为并不施以刑罚，这与他明确区分“礼”与仪的思想是一致的，同时也打破了“出礼而入”的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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